○影響人類文化、挑起道德包袱的疾病○

世紀末，愛滋病廣泛的影響到全球文化，從性行為為導火線，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雖然她並不是第一個引起這種震撼的疾病，卻是第一個承負這多道德污名的疾病。

在台灣，所有的醫療教育，幾乎全移植自國外，並以本土第一批感染者作為實習的對象（這沒什麼不好，因為時間有限），跟病毒搶時間。從陸續引進AZT、三合一療法之後，疾病的預後相當好，幾乎都是在處理易控制的伺機感染。

感染者、醫療單位、官方行政單位、志願助人者，分別在這個愛滋工業鏈中互相依存，也互為因果，由於循環不大，所以扣的很緊。在感染者開始凝聚文化之前，幾乎都是被動的受到政策、助人者、醫療體系的單向支持，而現在，透過『愛滋感染者權力促進會』，整個體系才稍微注意到感染者的心聲。

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就可以知道即使科學再先進，問題仍然會出現在「人」身上。現在社會文化上、政治上都仍對愛滋停留在『原罪、天譴』時代而加以歧視，甚至決定出不尊重人的政策，這可能是整個對抗愛滋的工作上最困難的地方。

得到了難得的人力及財源，我想，這段個社群對愛滋的反應歷史還要記錄下來，以便修正我們再來對愛滋的應對。

○愛滋文化中的去同志色彩○

身為同志，當然地，對在冠冕堂皇包裝下的「同性戀恐懼症」格外敏感而有興趣。在這場對愛滋的戰鬥中，似乎原本可以並肩面對的團體卻反而劃清了界限。儘管大家都說著一些善良的意圖，合作的困境仍然存在。這種迫切需要的合作可能帶來的明顯好處，受惠者將是我們整個同志社群，而防治團體與同志社團的相互理解，並沒有能夠落實到有效對抗部份同志們不願面對愛滋的鴕鳥心態。

在愛滋工業當中，將愛滋建構出民眾所見到的形象的，衛生署防疫處是首要的單位，而其下與各縣市鄉鎮的區公所，縣市指定醫院，同為一個衛教體系，綱舉目張的執行官方政策；民間則由誼光愛滋防治基金會、希望工作坊主導大局，事實上，官方是需要民間團體來幫忙打入底層的，所以願意提供補助。當愛之團體和政府代言人並排在一起，受托來檢驗、諮商、歸類及釐清議題時，政府代言人領悟到了他們需要的引導和支持，也更加開放於被教育的氛圍，打破保守，但仍有努力空間。

而醫療方面，幾位願意站出來的醫生固然值得鼓勵，卻也得到了相當的獎勵金、名氣。然而，他們對於在醫療上站在權威位置時，要有研究立場上的自省及尊重病患，不擺出「我可是施捨你」的架子，是不容易做到的。

對於大多醫療體系裡並不願接觸的情況來看，他們顯然無知到不知道自己要對付的是愛滋病毒，而把矛頭指向愛滋病患。他們早該把所有人視為有可能是帶原者而清潔器械、保護自己，而非要帶原者招出，然後害怕及歧視，給予不公平的待遇。

在愛滋議題中，對同志討論的減少，並非來自「恐懼同性戀情節」的降低，事實上，愛滋爭辯中的「同性戀」色彩，才是隱藏了「實際真相」的要點。於是，愛滋論述中的去同性戀色彩，除了伴隨著與愛滋有關的階級的焦慮（大家不是認為性工作者、濫交及靜脈注射的人才會得愛滋，而事實上，愛滋之前人人平等，這正是一個平反污名的機會），也討好了高喊「愛滋 同志」的人，結果使得這裡的探討成了真空（誰碰誰挨罵），並且停留在之前的污名狀況，而國內的感染者人數在同志社群上的確有偏高趨勢卻少有人願意正視。

○資訊的控制○

媒體拉大了科學知識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距離，而不是搭起橋樑。媒體上的譯介者把新的「客觀語言」結合了大量的舊有偏見，在專業用語「愛滋感染者」、「卡波西式肉瘤」、「雞尾酒式療法」間以「大雜交」、「肛交的變態」、「性情乖違思想偏激的愛滋復仇者」、「性工作者」等，「科學報導」甚至讓人覺得諸如「為愛滋而跑」等防治運動政治化了，媒體卻又不承認自己在刻畫愛滋面貌時的政治性暗諭。

原來的HIV抗體篩檢是設計給捐血時用，血庫對於空窗期所捐的血並不能辨識，只好要求高危險的捐血者避免捐血，雖然有人認為不告知結果好，官方認為他們有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告知檢驗陽性者尋求更進一步的諮商及醫療建議，即使在捐血時說不告知結果，一旦驗出陽性仍會追蹤，使得有人以之作為檢查。為了避免此風氣，免費匿名驗血應運而生。而匿名背後卻背負著污名色彩。

用「危險行為」（不淨針頭共用、不安全的性行為）、「危險群」（同性戀者、娼妓、靜脈注射者），早就建構了陽性=高危險，陰性=純潔的暗示關係，一再聯想下去，會形成更重的醜化。HIV的非診斷性用途於焉形成。

握有權力、財力的衛教專家們看不到性和靜脈注射的的社會組成和象徵意義，看不到他們所聲稱要教育的社群中的次文化是不同於主流社會律則而運作的；這些充斥於你四周的絕對道德主義者，善於運用你的恐懼，混淆「教出來的恐懼」與「真正的警覺」，傳遞出嚇人的恐嚇訊息。帶著自己的針頭，對靜脈毒癮者而言，就要冒著被逮的危險，在三溫暖使用保險套，臨檢的警察會認為你有「不可告人的罪行」，不都是這些絕對道德主義者的傑作？

而事實上，他們不願承認防治工作和愛滋帶來的恐懼及應對，都是這些被污名的社群早就做的比他們好了。

○誰伸出援手，為什麼○

感染者在有心人的支持下組成了權力促進會，為了整個愛滋工業中的案主---自己，爭取權力，關照各個歷程中的感染者，交流經驗並集體發聲，是為了未來的自己。

性工作者、男同志的涉入可能是因為身處於同樣的危險之中，女同志則是因為他們也是這種污名下同處於被攻擊的社群，這種社群同仇敵愾的感覺，提高了不同弱勢串連的可能性。

婦女的志願參與幫助並非出於可能經由男友感染的恐懼，而是他們本身本來就是傳統志願者的儲備庫。她們多對愛滋患者有著切身的感動，卻可能只視之為個案而看不清整個社會脈絡，更不可能去質疑整個愛滋工業的分工和意識形態了。

當大家在避之惟恐不及時，男性忽然允許自己的妻子姊妹去投入，是把女人的休閒交給「沒有威脅的男人」鞏固了性和性別規範的保守關係。

少有男人擔任志願者，除非他是感染者或親友，然而他們也從愛滋工業賺到一份薪水，這些「中立客觀」的專業人員，包括記者、研究者、行政人員，通常在遠離政治的上方，少和受愛滋影響的社群接觸。

○把不同的聲音消音○

高危險群的文化已經自我教育到減輕了一定程度的傳染。而這是無法記上一筆的。

這些團體把被服務者分為感激的（聽話的）和不感激的（激進要求改變不平等處境的），前者成為無聲的合作者，後者責備邊緣話到沒有吶喊的本錢而淨化掉。

同志運動曾在愛滋剛肆虐時受到極大的反挫，現在，我們要在跌倒處站起來。我們在這個反挫中要收回的是什麼樣的力量？大概是看到心中對生命的尊重是值得更深入的。愛滋要教我們的意義將在各種角色的互動上逐一呈現。

面對愛滋，要克服的除了對疾病的莫名恐懼，還有其後意識形態的壓迫。我們可以想想我們是如何被教育成這樣的，你的資訊是從哪裡來，思考的獨立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力量。有時，回想曾經被「那樣教育」過，也是相當懷念。